英伟达

1963年，老黄在中国台湾出生，童年在泰国度过。

10岁那年，他和哥哥被爹妈送到美国肯塔基州的乡下读书，父母还留在泰国。

因为亚洲面孔，英语不流利，由于聪明跳了一级，显得个子矮小，校园霸凌是家常便饭。老黄一开始试图智取，跟人吹牛说自己会中国功夫，想吓退那帮小混蛋。结果吹的牛很快被拆穿，换来更狠的霸凌。

但老黄骨子里有股狠劲，被逼到墙角后，他和他的哥们决定不忍了，开始反击。硬刚了几次，霸凌他的那帮人发现，欺负这小子成本太高，不划算，渐渐就消停了。

他明白你越怂，别人越蹬鼻子上脸，你可以不惹事，但事来了，千万别怕事，尊严和安全，有时候是打出来的。

老黄家里不富裕，老爸是化学工程师，老妈是老师，为了前程去了美国。老黄和哥哥在肯塔基得自己挣生活费，哥哥去烟草农场，老黄负责扫厕所。生活有点糙，但老黄学习好，脑袋瓜子好使。

后来全家搬到俄勒冈州，环境好了不少。老黄在这里如鱼得水，英语溜了，朋友多了，还迷上了两样东西：电脑和乒乓球。

他在学校玩苹果电脑，捣鼓编程，写了个贪吃蛇。

乒乓球更是打出了名堂，被称为西北地区最有潜力的青少年选手，课余时间去餐厅打工，干过洗碗工和服务员，练就了越忙心越静的本事，从小就会在压力下找状态。

高中毕业，成绩优异的黄仁勋，草率地选择了离家最近的俄勒冈州立大学。那时学校没计算机专业，他就选了最接近的电气工程。

这个专业总共250人，只有3个女生，他遇到了洛丽·米尔斯，3个女生里最漂亮的那个。当时的黄仁勋，在人群里毫不起眼，个子小像初中生。

但老黄有战略眼光，他迅速锁定目标，制定了死缠烂打战术。每周固定电话骚扰，说要一起上自习创造独处机会。

形影不离，日久生情，终成眷属。

20岁，老黄到硅谷，加入了AMD，他拿到工资第一件事，就是向洛丽求婚。在AMD干了两年，买了点公司股票，1985年被同事拉去一家叫巨积的芯片设计工具公司。

在这里，老黄如鱼得水。他有个特点，别人说这不行的时候，他爱说我试试。他结交了两个大神级的同事：机械天才克里斯·马拉科夫斯基和电路架构大神柯蒂斯·普利姆。

三人组成了一个黄金铁三角，老黄是那个负责把技术和想法整合成产品的人，相当于产品经理。他们一起搞出了SUN GX芯片，是早期显卡的雏形，一炮而红。

老板很赏识他，26岁就让他负责一个重要的部门，当接班人在培养。前途一片光明，大公司高管，稳定高薪，老婆洛丽在硅图公司做高端图形工作站，给好莱坞大片做特效，工资比他还高。

1992年，普利姆和马拉科夫斯基找上门了，这俩兄弟在之前的公司提出了做便宜的游戏图形芯片的想法，老板无情拒绝，说我们是服务科学家的，不服务玩游戏的小孩。他们不甘心，想自己干，但不懂管理，于是拉老黄入伙当CEO。

老黄曾经对老婆洛丽承诺，30岁时要当上CEO，现在机会来了。

老黄没立刻答应，他先做了调研，研究市场、供应链、竞争对手，找游戏开发商、图形专家聊。结论是市场有搞头，但竞争也是很残酷。他算了一笔账，一年做不到5000万美元营收，这公司就没必要开。

这时候，他在巨积公司的老板空降了一个高管来和他一起管部门，这让他很不爽。

内因外因一结合，1993年，刚满30岁的黄仁勋，决定创业。

公司名字有人提议叫NVision，听起来就高大上，结果这名字被一家卫生纸公司注册了，没办法，退而求其次，改成了Nvidia，也就是今天的英伟达。

创始团队三人：黄仁勋是CEO、普利姆是CTO、马拉科夫斯基是工程副总裁，股份平分。这个股权结构，为日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。办公是CTO普利姆家的联排别墅，把家具塞车库，房间当办公室，早期没工资，纯靠梦想发电。

老黄老妈打电话来，让他别折腾了，回大公司上班去，幸好老婆洛丽支持他，虽然家里积蓄快见底了。

老黄去见风投，表现不佳，但红杉资本的创始人唐·瓦伦丁私下跟他说：你表现得不太行，但你前老板专门拜托我，必须投你。风投很多时候是投人投关系，靠着这点人情，英伟达拿到了第一笔钱。

他们瞄准的是当时刚刚兴起的3D游戏市场，想做一个叫NV1的图形加速卡，还抱上了日本游戏巨头世嘉的大腿，要给他们的新游戏机做芯片。

1995年，NV1上市，捆绑了世嘉的格斗游戏《VR战士》，卖了10万多张，开局似乎不错。老黄信心爆棚，疯狂招人，公司膨胀到100多人。

然而，灾难很快降临，NV1用的是二次纹理映射，可以理解为用四边形渲染画面，而当时微软推出了DirectX标准，并规定行业用三角形来构建3D图形。NV1和行业标准不兼容，这意味着，支持NV1的游戏会越来越少。NV1本身bug也多，经常蓝屏死机，被玩家疯狂吐槽。

到1996年，英伟达濒临破产。产品没人要，现金流枯竭，员工士气低落，联合创始人马拉科夫斯基说NV1是一坨狗屎。

生死存亡之际，老黄决定壮士断腕，把100多人的团队，裁到只剩35个骨干，断臂求生。

放弃自己坚持的架构，全面拥抱微软的三角形标准和竞争对手的技术路径。CTO普利姆强烈反对，但老黄这次没妥协，激烈争吵后强行推进。公司必须活下去，情怀和技术洁癖先放一边。

他找到世嘉，说你们游戏机的芯片我们按时给，但后续支持不了了，不然我们得死。世嘉居然理解了，还按合同付了100万美元尾款。

拿着最后的100万，老黄没发工资，没付账单，而是全部拿去买了昂贵的芯片仿真器。他要跳过传统漫长的原型机制造和测试，用数字设计流片生产下一代芯片NV3。如果这数百万晶体管的设计有一个错误，英伟达将灰飞烟灭。

老黄每天醒来都觉得公司只剩30天可活，离破产只有30天的极度危机感，成了英伟达的文化基因。

命运女神这次站在了老黄这边，NV3芯片一次流片成功，性能碾压对手，4个月卖了100万张，英伟达起死回生。

绝望才是成功之母，灵感不是，好好规划充满理想的NV1死了，被逼到绝路、疯狂山寨赶工的NV3却成了，有时就是这么反直觉。

但公司的内伤也爆发了，因为技术路线的争执，老黄和CTO普利姆的矛盾彻底激化。老黄提拔了拯救公司的功臣大卫·柯克做首席科学家，架空了普利姆。普利姆心灰意冷，逐渐被边缘化，最终选择离开。昔日的铁三角，在共患难后，无法共享富贵。

公司活下来后，老黄去挖竞争对手里最顶尖的工程师。

老黄开始学习商业知识，最喜欢的书是《创新者的窘境》。书里说，小公司要想颠覆大公司，就应该去服务那些大公司看不上的、边缘的、低利润的市场。老黄深以为然，英特尔是巨无霸，看不上PC游戏显卡这点蚊子肉，那这里就是我英伟达的根据地。他当时的战略就是绝不正面硬刚英特尔，你进我就退，专心服务你不想服务的客户。但他内心藏着野心，总有一天，要超越英特尔。

随着Riva显卡大卖，英伟达自己的产能跟不上了，老黄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台湾一家叫台积电的代工厂。但当时的英伟达太小，台积电看不上，老黄不死心，给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写了封亲笔信。

没想到，张忠谋亲自回电了，两人都是华人，都在美国闯荡，都在大公司做到顶尖后创业，共同经历产生了奇妙的共鸣。合作就此开始，虽然初期台积电的工艺失误还给英伟达造成过大麻烦，差点又搞死英伟达，但双方反而建立了坚实的信任，最终相互成就，成为半导体史上最著名的双子星组合。

当时，游戏《雷神之锤》风靡全球，制作大神约翰·卡马克向显卡厂商提出了一个需求：想要更真实的光影和血液效果，需要更强的像素处理能力。当时的行业老大是3dfx，其Voodoo显卡是无数玩家的梦想，方案是在一张卡上塞两个图形芯片。

但英伟达的工程师们提出了一个更疯狂的想法：在单个芯片上，实现并行计算，搞多管线架构。这玩意儿以前只有超级计算机敢尝试，还经常失败。行业共识是算力不够等两年，摩尔定律会让CPU自然翻倍，何必搞复杂的并行计算。

老黄面临一个关键抉择：是跟随行业老大3dfx的成熟双芯片方案，还是赌上公司未来，去搞那个没人做成过的单芯片并行计算？

他再次展现了赌徒本色。从第一性原理推断游戏画面会越来越复杂，双芯片方案很快会遇到天花板。要想真正满足卡马克这种大神无止境的需求，必须在单芯片上堆算力，走并行计算这条路。

1998年，英伟达推出了革命性的Riva TNT显卡，拥有双像素渲染管线，基于单芯片并行架构。卡马克狂喜，亲自为TNT优化《雷神之锤3》，并向全球玩家推荐。英伟达一举封神，从追赶者变成了行业标杆。

1999年，英伟达乘胜追击，推出TNT2，性能再翻倍。他们签约了当时的电竞传奇人物Fatal1ty来代言，就像耐克签约乔丹，英伟达成了专业和性能的代名词。

1999年初，创立不到6年的英伟达在纳斯达克上市，估值6亿美金，股价一飞冲天，早期投资者红杉赚了100倍，黄仁勋、普利姆、马拉科夫斯基三位创始人身家都过了千万美元。

但老黄没时间庆祝，对手3dfx、ATI、S3依然虎视眈眈。1999年底，英伟达扔出了真正的王炸GeForce ↗ 256。

他们不再管自己的东西叫图形加速卡，听着就是个CPU的小弟，而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、逼格满满的概念：GPU。

中央处理器CPU ，全名Central Processing Unit，GPU 全名Graphics Processing Unit。这个G来自GeForce。一下子，格局打开了，从CPU的附属配件，一跃成为和CPU平起平坐的、独立的核心处理器品类。

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为了打游戏而诞生的游戏显卡，会在二十多年后，点燃人工智能革命。

既然赢了，就要赢得彻底，开始挖对手的墙角。而且是专挑3dfx、S3这些公司最核心的工程师挖。

人来了，往往还带着原公司的独家创意。这一下，官司不断。S3、硅图，尤其是3dfx，都来起诉英伟达，告他们诱导员工违反保密协议、专利侵权。

3dfx更是把公司翻盘的唯一希望，都押在了这场官司上，死活拒绝和解。

2000年8月，3dfx在一个财报电话会议上，宣布上个季度亏了1个亿美元，投资者心凉了半截。

就在对手最虚弱、最无助的时刻，黄仁勋出手了，而且出手极狠。

他直接反诉，指控3dfx侵犯了英伟达的专利。

明眼人都知道，这个反诉胜算不大，简直就是无理取闹。老黄的目的非常明确，让本已悲观的投资人对3dfx彻底失去信心，动摇对方军心。同时拖垮对方现金流，打官司是要烧钱的，我要让你的每一分钱，都花在律师费上。

一个月后，法院驳回了英伟达的反诉。但没关系，目的已经达到了一半。英伟达接着耍赖，拖延赔付进程。黄仁勋算准了，对方的资金链，马上就要断了。

走投无路的3dfx想卖身给英特尔，英特尔却表示没兴趣。最终，3dfx只得向英伟达低头投降。

但此时，英伟达开出的条件极尽羞辱：我们不收购整个公司，只买你一部分资产，主要是工程师，开价7000万美元。

相当于从3dfx大约500名工程师里，挑出120个最牛的，每人标价差不多100万美元买过来。但即便这样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叛变，最终只来了106人。

一位叫加利克的3dfx工程师，入职英伟达后，看到后台系统震惊了，这简直就是一团乱麻。代码写得潦草，开发工具混乱，欠了一屁股技术债。

他想不明白：如此草台班子一样的英伟达，凭什么干掉我们那种精英范儿的公司？

但很快，他明白了，英伟达的核心战斗力是快速迭代，玩命执行。

说人话就是别TM磨叽了，先开枪，再瞄准，把东西做出来，扔市场上，抢到地盘再说，有问题后面再打补丁。

等你3dfx把架构设计得完美无瑕，把代码写得像诗歌一样优雅时，市场早就被英伟达用虽糙但快的产品占完了。

就这样，英伟达用一种充满侵略性，有些脏的手段，清扫了显卡市场的大部分对手，只剩下一个ATI还能勉强抗衡，形成了双寡头格局。

但黄仁勋也从此在业界背上了擅长下黑手的名声。这感觉，像极了那个走别人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的企鹅。

干掉了主要对手，英伟达靠着GeForce显卡站稳了脚跟，市值一度逼近200亿美元，还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逆势冲进了标普500指数。

2001年，38岁的黄仁勋，妥妥的青年才俊，亿万富翁，春风得意。

人一得意，就容易飘。

2002年，老黄觉得创业太没挑战了，竟然想重返职业乒乓球赛场，还专门请了前奥运选手当教练。

天狂有雨，人狂有祸，打击来得猝不及防。

2002年1月，美国证监会突然对英伟达的财务状况展开调查，正值安然财务造假案曝光，投资者成了惊弓之鸟，一听说英伟达被调查，管你有没有问题，先跑为敬。

英伟达的股价，几个月暴跌了90%。从云端砸进泥里。

7月，美国证监会要求英伟达重新申报过去三年的财报，首席财务官突然被解雇了，所有人都觉得，英伟达这下肯定财务造假，要玩完了。

结果呢重新报上来的数据，比之前的还好。

虽然真相大白，但股价的暴跌已成定局，投资者的信心被打得稀碎。英伟达的上升势头被这场风波打断，它的市值要想再创新高，得等到14年后的2015年了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业务上也出了问题。

当时英伟达正和微软合作，为初代Xbox游戏机提供显卡，一度是蜜月期。但在一次Xbox的庆功宴上，英伟达的技术人员遭受了侮辱，他们没有被奉为上宾，而是被安排在和做防滑橡胶垫的供应商坐一桌。

这种羞辱，导致双方关系破裂。

随后，微软要求大幅降价，英伟达拒绝，合作彻底告吹。微软转头就找了英伟达的死对头ATI。在真正的巨头微软眼里，你再牛，也可能只是个高级供应商，说换就换。

紧接着，英伟达自己推出的GeForce FX 5800显卡，也翻了车。这款卡因为渲染速度慢、噪音巨大，风扇像直升机，被玩家嘲讽为尘霸，一种吸尘器品牌，连黄仁勋13岁的儿子都嫌弃它。

内忧外患之下，黄仁勋的暴君模式再次启动，他把团队叫到办公室，咆哮了一个小时。压力之下，营销团队想了个自嘲的招，拍了条短片，把这款失败的产品直接改造成了一个吹风机，来化解尴尬，工程师团队玩命加班，把产品救了回来。

技术行业没有永恒的王座，一次产品失败，就足以让你跌落神坛。

股价跌成狗，主业竞争惨烈。一般的公司，这时候就该收缩战线，保利润，讨好股东了。

但黄仁勋不是一般人，他看到了一个更遥远、更不确定，但也更宏大的未来。

他的新方向是让GPU不仅能处理图形，还能处理更通用的计算任务。 也就是为GPU增加可编程着色器，让它变成一个并行计算的怪兽。

这个想法，在公司内部遭到了巨大阻力。因为这意味着芯片设计会更复杂、成本会飙升、利润会变薄。很多人觉得我们现在显卡卖得好好的，干嘛要去搞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。

但黄仁勋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：倘若我们未能重新塑造计算机图形技术，拓展处理器可实现的领域，我们也终将沦为货品化而消逝。不敢冒险，才是最大的风险。

押上公司的未来，启动了一个名为 CUDA ↗ 的项目。

简单解释一下CUDA是啥，你可以把传统的CPU理解成一个博学的老教授，他啥都会算，但一次只能算一道复杂的题，速度慢，但啥题都能接。

而GPU像一万个小学生，每个只会做简单的加减乘除。但如果你能把一个超级复杂的大任务，比如处理游戏画面上一亿个像素点，拆解成一亿道简单的算术题，分给这一万个小学生同时做，那总速度将快得惊人。

CUDA，就是教会这些小学生如何协同工作，去解决除了画图之外，各种科学计算、数据模拟等复杂问题的说明书和指挥系统。

CUDA的研发是个无底洞，它极其复杂，需要说服开发者学习一门新的编程语言，但根本没人用。2007年，CUDA软件全年下载量才1.3万次。

华尔街完全看不到这个怪胎的价值，认为这纯粹是黄仁勋在浪费股东的钱，损害公司价值。游戏玩家也抱怨，因为研发CUDA增加了成本，导致显卡变贵了，他们称之为CUDA税。

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凸点门事件爆发了。2008年，大量用户发现英伟达的笔记本电脑显卡存在致命缺陷，用几周就坏。原因是焊接工艺有问题，凸点指的是焊接点。戴尔等大客户取消了订单。

英伟达股价迎来了第二次暴跌90%。公司不得不拿出20亿美元设立质保基金，导致当年上市后首次出现亏损。

内外交困，众叛亲离，联合创始人、首席科学家柯克心灰意冷，选择套现股票，离职享受生活去了，他抛掉的股票如果拿到今天，价值千亿美元。大股东富达基金把黄仁勋叫去波士顿，拍着桌子骂。几乎所有机构投资者都在施压，威胁要进入董事会罢免他，要求他立刻停止CUDA这个烧钱的无底洞。

那几年，是黄仁勋和英伟达最孤独、最黑暗的时刻。所有人都在说他们是一家平庸的公司，在做毫无意义的事。

但黄仁勋这个暴君，展现出偏执的坚定。他挨个拜访大股东，试图说服他们，但换来的只有拒绝和嘲笑。他就像个赌上了全部身家的赌徒，在一片你输定了的嘘声中，死死地握住手里的筹码CUDA。

他坚信，CPU的摩尔定律即将到头，未来一定是并行计算的世界。他在等待一个天时，一个能让超级计算变成全民刚需的杀手级应用。

他不知道那个应用具体是什么，但他相信，它一定会来。

黄仁勋等待的天时，在看似毫不相干的学术界，悄然萌芽。

多伦多大学，一位叫杰弗里·辛顿的教授，后来的人工智能教父，图灵奖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，带着两个学生，正在死磕一个当时非常冷门的方向：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。

其中一位学生，亚历克斯，需要一个强大的计算工具来训练他的图像识别模型。但传统的CPU太慢了，训练一次要好久。他听说GPU并行计算很强，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花1000美元买了两块英伟达的GeForce游戏显卡，插在了自己的电脑上。

然后，奇迹发生了。

原本需要CPU计算一个小时的模型，用这两块游戏显卡，只用了30秒。

30秒 vs 1小时，这是几百倍的速度提升，如果用人工来算，需要10万年。

亚历克斯和他的团队都惊呆了。他们意识到，GPU就是他们一直在找的大力出奇迹的那把锤子。他们用这个游戏显卡阵列，在著名的ImageNet图像识别大赛中，以压倒性的准确率优势击败了所有对手，震惊了学术圈。

这个比赛数据的提供者，正是后来的AI大神李飞飞。她看到结果时，感觉像是看到一辆奇瑞QQ，以超越超级跑车的速度打破了纪录，觉得不可思议。

辛顿团队的成功，像一道惊雷，劈开了整个AI研究的世界。研究者突然发现：阻碍AI发展的最大瓶颈算力，似乎被一种平民化的工具打破了。

学术界蜂拥而至，开始抢购英伟达的显卡。但直接用显卡搞AI编程，太麻烦了。这时候，他们想起了英伟达那个狗都嫌的 CUDA平台。

CUDA，恰好就是那个让GPU能高效处理通用计算任务的说明书和指挥系统。

一个叫卡坦扎罗的年轻研究员在英伟达内部负责CUDA的AI优化项目，但不受重视。他决定越级上访，直接给黄仁勋写邮件。黄仁勋看到后，立刻把他叫到办公室。

聊完之后，黄仁勋的眼睛亮了。他看到了自己赌了十几年的未来，终于照进了现实。

只经过一个周末，黄仁勋就给全公司发了邮件，宣告英伟达全面转向AI。

2014年的GTC大会上，黄仁勋首次向世界展示了结合CUDA和AI的成果。不久之后，谷歌启动了庞大的麦克卡车项目，豪掷1.3亿美元，订购了超过4万个英伟达GPU，用来打造世界上最强的AI计算集群。

老黄和他50岁的斗志被彻底点燃了，他舍弃了豪车、游艇、乒乓球的爱好，all in人工智能。他知道，属于他的时代，真的要来了。

英伟达开始疯狂迭代它的核弹。2016年，他们搞出了专门为AI训练设计的超级计算机DGX-1，老黄亲自把这台价值12.9万美元的大家伙，像送礼物一样送到了OpenAI和斯坦福大学的前沿实验室。既是技术支持，更是最牛的品牌广告，看，最顶尖的AI研究，用的都是我的装备。

从此，英伟达从游戏显卡制造商，蜕变为AI算力基础设施提供商。谷歌、微软、亚马逊、Meta，所有想搞AI的巨头，要建超算中心，都得排队来买他的GPU。老黄成了在AI淘金潮里，那个卖铲子的人，而且他的铲子还越卖越贵。

英伟达的崛起路上，对手自然不少。最主要的两个，就是AMD和英特尔。

尤其是AMD，在苏妈上台后，上演了一出绝地反击。苏妈和黄仁勋是亲戚，按辈分，老黄是苏妈的表舅，两人年龄只差7岁。苏妈的战略稳扎稳打，先是从英特尔手里抢回CPU市场份额，稳住阵脚，再在GPU领域开源节流，用性价比策略咬住英伟达。2016到2017年，AMD股价涨了上百倍，给英伟达带来了巨大压力。

但英伟达真正的护城河，早就不是硬件，而是软件生态。CUDA经过十几年积累，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开发者王国。全球的AI研究员、科学家、程序员，早就习惯了用CUDA来写代码。你让换个平台，好比让用惯了Windows的人突然全部转去用Linux，学习成本和迁移风险太高了。所以，即便AMD和英特尔也推出了更便宜的替代方案，但依然难以撼动英伟达的统治地位，这就叫赢家通吃。

在AI这波大潮之前，英伟达还意外接到过一笔泼天的富贵，加密货币挖矿。

大概2017年前后，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价格暴涨，挖矿需要巨大的算力，而英伟达的显卡，恰好是矿工们眼里最趁手的工具。一时间，显卡被矿老板们扫货，价格炒到飞起，一卡难求，游戏玩家们怨声载道。

英伟达对这事儿的态度很暧昧，嘴上不说支持，但身体很诚实，显卡卖到飞起。老黄甚至一度把显卡销售暴涨归因于游戏业务火热。直到后来，矿潮褪去，显卡价格崩盘，库存积压，英伟达还因为对挖矿带来的收入披露不清，被美国证监会罚了550万美元。

这段插曲让英伟达明白了横财虽好，但不可持续，而且会扰乱主业。他们后来专门推出了阉割了显示输出、专为挖矿设计的CMP显卡，想把游戏玩家和矿工的需求分开。本质上，他们不想被看作矿卡公司，他们的星辰大海，是人工智能。

据说，每当有人跟老黄讨论AI的威胁论，他都会非常不耐烦甚至发火。在他看来，这些没有根据的臆测，都是干扰创新的杂音。他的任务很单纯：造出更强大的算力工具，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。

从专注被人看不起的游戏显卡，到死磕看似没用的CUDA，两次关键的战略选择，都押对了时代的方向。

跟硅谷那些标配健身房、攀岩墙、带宠物上班的养老型大厂不同，英伟达的大楼里，这些玩意儿通通没有。

黄仁勋说大家来这儿就是为了工作的。所以，努力工作就是这里的文化。

加班家常便饭，他们搞那种6个月就发布一代新品的地狱节奏，各个部门压力山大。跟很多亚洲顶尖科技公司的狼性文化如出一辙。在英伟达，你想找那种快乐工作，平衡生活的硅谷传说，就走错片场了。这里信奉的是极致、专注和效率。

就是这样一家卷王公司，却常年被评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公司之一。在这里，你真能做成点牛逼的事儿，获得巨大的成就感和财富。

老黄对团队要求极其严苛，这种高压环境，自动筛选和吸引来的，本身就是一群工作狂和顶尖的技术偏执狂。公司里一堆早就凭股票期权实现财富自由，身家过亿的工程师，依然每天吭哧吭哧加班，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。对他们来说，挑战难题本身的快感，可能已经超越了金钱。

英伟达的股权激励玩法挺有意思，它允许员工用过去两年里任意时间段的最低股价作为基准价，来打折买公司股票，当然有金额上限。这基本就等于公司变着法儿给员工送钱。所以很多员工每年都把这额度用满。这一招让不少老员工早早实现了财务自由，但他们并没有就此躺平，反而更拼了。这才是高级的金手铐，给的实在太多，而且让你感觉这事业和自己深度绑定，干的不是活儿，是属于自己的未来。